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这个重大结论，从制度价值意义与国家治理效能的关联性上揭示国家竞争的比较优势，十分深刻。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制度优势就是国家治理的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相联系，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密钥。
评判一个国家发展的程度，生产力状况、科学技术以及军事力量是基础性的标准，但国家治理状况也十分重要。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现代化发展趋势表明，一个国家的国力是综合要素的整体展现，经济是基础，生产力发达水平对国家综合国力具有决定作用，但缺乏其他要素的支撑，国家综合国力就会受到影响。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表明，现代化的启动萌发于工业化，英国产业革命创造了机器化大生产的时代，资本主义以强大的生产力推动西方一些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因此，相当长时间里，人们认识现代化往往更多地聚焦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层面上，世界各国主要通过发展经济进行国家间的竞争。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形式使军事较量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集中表现，军备竞赛激烈上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掀起，使人才要素日益显示出对提升国家间竞争实力的意义，哪个国家拥有更多更强的人才优势，就能占据世界前列。20世纪末，随着人才竞争的推演，国际舞台上文化的较量开始引起重视，学者们把文化视为“软实力”，强调它在国家间竞争的价值。这样的思想轨迹表明，人们对现代化的认知逐渐超越了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不再停留在某个方面的要素判断上了。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概念，国家综合国力构成全面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尺度。
建设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从新民主主义时期提出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再到新时代提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以一个又一个胜利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对现代化的认识也日益升华。如回应人才竞争趋势，提出建设人才强国的目标；如回应文化“软实力”发展潮流，把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回应技术革命浪潮和突出人才培养，提出“科教兴国”等。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意味着把国家治理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考量之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动的情况出发对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战略新谋划。
鸦片战争后100多年里，中国落伍时代潮流，虽然许多志士仁人“睁眼看世界”，致力于发展近代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以及推动政治变革，但始终跟不上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卓越成就彰显了现代化“后发追赶型”国家的强劲发展势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引起全球关注，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的研究课题。虽然有不少人依然戴着有色眼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持质疑甚至反对的立场和态度，但是他们却在制度评判标准与国家治理效能显示上陷入了悖论性的困境，无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事实作出解释。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别的国家花几百年时间才走完的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很多指标、科技领域的许多项目、军事国防一些方面的建设能力，都赶上、达到甚至超过国际先进水平。这些世所罕见的卓越成就，如果没有具有显著优势的制度支撑，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从根本上说，当代中国在国家间竞争中表现的强大实力，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出的显著优势。
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优势比较，比较当然是全面的，但制度优势比较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从国家间竞争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决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国家治理效能上的问题。《决定》从13个方面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其中有一些优势是以往党中央领导人就有过论述和强调的，有一些是新作出的概括。认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深刻意义，既要突出首次全面概括的理论创新，更要重视覆盖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功能定位。《决定》涉及的制度建设内容覆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方方面面，其中提出的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13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任务基本上与13个显著优势相对应。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紧密相联系，是“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竞争”的重大结论的内在逻辑。
实际上，国家间竞争不可能在一个当量上，很多因素是不可逆转的，如国家规模、区域位置、地理环境、资源分布等，人的主观力量难以改变。小国某方面的竞争优势大国不一定有，发展中国家有着发达国家不具备的某些竞争优势。全面地看，国家间竞争不是比出谁强谁弱，而是看哪个国家能够在既定条件下发挥出最大限度的发展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是制度竞争。制度服务于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的效能检验制度作用的效力。一个国家生产力再怎么发达、军事再怎么强大、科学技术再怎么先进，如果政治动荡、人民不满、社会不稳定、恶性事件频发，必定是制度出了问题，这样的国家很难具备竞争优势。
国家间竞争是客观存在，不是你想不想、要不要的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交往越来越广泛，国家间竞争因此也越来越激烈。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肩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责任，首先要把中国建设好、发展好、巩固好。《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必须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实践，不断提高国家竞争能力。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