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张宪文，山东泰安人，1934年10月生。现任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六五”“七五”“九五”重点规划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国际合作及海峡两岸合作项目等十余项。出版《中华民国史纲》《中华民国史》《中国抗日战争史》《蒋介石全传》《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大屠杀全史》等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获奖及荣誉：
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3次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获江苏省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南京市“十大文化名人”称号，获南京大学卓越贡献奖及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阴差阳错学了历史
记者：您是怎样走上历史研究道路的？
张宪文：我是1954年考上南大的。那时候，我没想到学历史，是分配的。为什么学历史，学历史有什么用？我当时没有感觉，更没有理性认识。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充满理想。我开始想当个工程师，因为国家建设集中搞工业，而农村在进行农业改造，农业也比较落后，所以工程师是年轻人最向往的。而到了上大学时，我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报考的是财政经济专业。那时候，虽然国家一直在搞经济建设，但经济不像现在这么热。年轻人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数理化和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是连带的。
百废待兴，人才稀缺。在当时大规模的建设形势下，高级人才更显稀缺。1954年大学招生9万人，全国报考人数为13万人。我们当时录取是要发榜登报纸的，华东地区的录取名单登在《解放日报》上，发榜那天大家到邮局门口排队买。我报了三个财政经济学院，也就是北京、上海和沈阳三所财经学院，结果都没有我的名字。后来再仔细看，发现南京大学历史系有个张宪文，但是也不敢说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同名同姓。等了三天，通知书发来了，确认我被南大历史系录取了。这样，我就与历史学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曾经爱上了考古
记者：听说您在大学期间曾经爱上了考古学，还梦想成为考古工作者？
张宪文：历史系除开设两门通史课程及一些历史学选修课外，还开设了几门考古学课程，如梁白泉先生讲授的“原始社会史”，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长讲授的“秦汉考古”。印象比较深的是“秦汉考古”这门课。曾昭燏是很有名的考古学家，她的讲课比较结合实际。
我受曾昭燏院长影响，也读过一些考古学的著作，因而对考古产生浓厚兴趣，以至于今天我仍十分关注考古事业的发展。大学四年级时，遇上南京博物院组织力量第三次发掘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这个遗址在长江以南具有代表性。我和同班瞿季木、宋堃等7位同学参加发掘实习，成立考古队，于1958年4月3日在南京博物院著名考古学家尹焕章先生等指导下，开始了发掘工作。实践中我们学会了考古发掘的一些基本技能。我们都以该遗址为主撰写毕业论文，我选定的论文题目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特征”。
记者：考古的课程和实践，对您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张宪文：考古注重实际，要看实物，根据实物来判断，根据事实来判断，其实这跟历史很相像，这点对我影响很大。虽然对考古感兴趣，但是我从1958年毕业留校工作，主要给历史系各年级讲授中国现代史。
对历史认识，
要采取“半步走”方针
记者：您是如何转向民国史研究的？您在民国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
张宪文：我从1974年开始转向民国史研究。1972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华民国史，并在紧接着召开的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任务，要人民出版社组织力量编写，后来人民出版社将此任务转给了中华书局。1973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李新、孙思白两位教授的领导下，建立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开始研究工作，计划编写大事记、人物传及一部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到1974年，李新副所长派两个人来找我们，问我们愿不愿意参加这个研究项目，我说好。我们就准备了两条线，一条线是到雨花台，研究共产党员邓演达、恽代英等；另外一条线，就是研究另外一些民国人物。
我在南大工作60多年，做了三件事：一是研究中华民国史，一是研究中国抗战史，还有一个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史。这三件事情，都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符合国家的战略需求。特别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符合人类利益，但也很艰难。60多年，我就带领着老师们，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我邀请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南大的几位专家合作，共同编著《中华民国史纲》(简称《史纲》)。上世纪80年代没有大部头书，很多都是小册子，我们写了厚厚的一本书，一共50万字。
在当时中华民国史尚未被多数人接受的形势下，我必须认真思考全书的每一条史料、每一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我坚持的第一个原则是，有真实史料根据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该肯定的就应肯定，该否定的就应否定，不然历史认识不能进步，历史研究不能发展；第二个原则是对历史认识的改进，采取“半步走”的方针，即反映历史真实应“一步到位”，但是现实状况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像一部汽车如果采取90度急转弯，就可能翻车。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如此，有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要一步一步实现，如果采取“倾盆大雨”的办法是不可行的。
《史纲》让我花费很大精力，这是我从未有过的艰难付出，要纠正那么多的错误认识和不当观点，必须有充分的史料根据、无畏的学术勇气和历史责任感。为此，既耗神，又要谨慎从事。历史认识既要前进，又要经得起不同声音的质疑甚至被否定。应该说《史纲》在那个年代作出了历史贡献：
第一，提出了一个虽不够完善的过渡性体系和提纲，但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民国史研究体系；第二，采用了过去大量未曾公布过的档案史料，从而对一些历史问题提出了新认识、新观点；第三，纠正了一些过去广为流传的、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大的错误观点或片面认识，有利于学术研究进一步发展；第四，《史纲》出版时，适逢高校政治理论课设置由中共党史改为中国革命史，《史纲》配合了该项课程的改革，较多的高校教师以此作为教学参考书。多年后，在各地碰到一些中年以上的教师，他们都主动讲过去读过这本书并受其影响。《中华民国史纲》于1985年10月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史学界好评和中外有关方面的广泛关注。
研究抗日战争史，
从敌后战场转向正面战场研究
记者：您后来如何又开始研究抗日战争史的？
张宪文：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活动之后，全国各地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进入深入发展的阶段，许多地区转入对正面战场历史的研究。那之前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宣传、我们年轻人了解的，都是敌后，也就是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的抗战，电视作品也是宣传这方面，比如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等。
我们做了一个抗战史的研究项目，1991年完成《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我们写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这部著作的指导思想是全面反映国共两党合作抗战，肯定国民党、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该书是在参阅大量军事档案和国内外各种史料基础上完成的，应该说是一部比较实事求是、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后来我又专门写了一本书《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完全根据档案，补充以前的不足，这在当时起到了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作用。对《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和《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书稿，我都作了大量修改，体现了我个人对抗日战争的基本观点和新的认识。
把史料、事实厘清，
是历史学家的任务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
张宪文：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占南京后制造的一场大规模的人类惨剧。可是，自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政府始终未深刻反省战争罪行，承担战争责任，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而是不断地支持国内右翼势力散布歪曲战争性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
早年，我国史学界甚少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严重的事件，更缺乏研究，我们的教科书很少提及南京大屠杀。我们学校历史系有世界史专业，在前辈蒋孟引教授的建议下，由日本史小组高兴祖、胡允恭、吴世民、查瑞珍四位教师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惨案。在1960年前后，他们带领少数学生在南京地区开展了一些社会调查，访问幸存者，查阅一些史料。后来他们编写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册子。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出现，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在教科书中极力歪曲中日战争史实，从而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进一步关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曾开过一系列控诉座谈会，我也曾参会，深受教育。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破土典礼，我曾去参加破土仪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大屠杀的史料、事实厘清，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是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国家、民族给我们的历史使命。
“支持大屠杀史研究这个项目，比支持写一部小说更重要。”我们的研究也得到了省里的支持。我开始派团队学者赴海外搜集史料，从2000年至2006年，我们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8卷，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南京市委宣传部决定给我们更大支持，并决定与南京大学三家共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由我担任所长。我们再次派学者赴海内外搜集资料。
至2010年，我们先后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共4000万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编辑出版花费十年时间。我们的团队先后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档案馆、图书馆及私人藏书机构，搜集、整理史料，翻译了日文、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语种原始史料，包括加害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的材料。参与这项工作的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行政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等大学、研究机构的教授和研究人员，达110人。他们为《史料集》资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作出了很大贡献。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程、学术工程，这些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是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它有力地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谬论，维护了人类的尊严和人道主义精神，也为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供了最丰富可靠的史料。
学习海外长处，
更应多思考多研究
记者：您多次赴美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等地访学，有何收获和体会？
张宪文：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大约20多年时间，我先后访问了10多个国家，有的国家访问了数次或10多次，扩展了眼界和视野，增长了见识，了解了不同制度国家的国情，学习了外国朋友的学术理念和学术研究方法，对个人的学术发展是有益的。但是，我自70岁之后，已甚少出国访问，曾经多次婉言谢绝了海外的一些邀请，其中包括美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地的邀请。一方面，自己感到已届高龄，不宜再作长途奔波；另一方面，虽然也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应该赴海外交流，以学习人家的长处，但更多的应该坐下来，多思考，多研究，以此勉励自己。
研究江南，
助力长三角一体化
记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还有哪些计划与愿望？
张宪文：我毕竟年龄也大了，不可能再坐下来具体做一些学术研究。但我可以动脑筋，帮助历史学科怎样做得更好。比如，现在国家提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我动员学生们研究江南，研究长三角，通过历史研究，推动江苏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走在前列。现在年轻人搞研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兴趣，我希望他们还是要有使命感，要按照国家的需求和使命去努力工作。
注：本访谈整理过程中，参考《江苏社科名家文库·张宪文卷》。
访谈整理：许金晶 孙海彦
个人自述
寻求真实，坚守真理，是历史学的本质。 历史不容更改，不容抹杀，不容逃避；检视历史，维护正义，警示世人。 在我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恪守“为国为民，无私奉献”。
作品选摘
民国史研究迈向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十分重视学风问题。研究历史，史实是基础。尊重史实，纪史以实，是历史工作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信条，也是史学家应该具备的史德。许多老一辈史学家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可是，长期以来，优秀的治学传统和史学家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遭到破坏。随风写史，歪曲事实，曾泛滥一时，造成严重的危害。目前这种现象虽有很大改变，但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学术界一些人的价值观念被扭曲，新的不良风气正在滋长蔓延。
——《民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于2000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理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伤害的亚洲国家和平相处，共同创建美好的未来。但是，日本政府一直未能正确对待和认识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也从未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式道歉。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释放出错误言论，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尤其是不断地否认南京大屠杀，把它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他们的言行，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恶化了中日两国关系。而对南京大屠杀的不同认识，也已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问题之一。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载于2007年第1期《南京大学学报》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长时间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大部分主力部队。当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70%的兵力，大约35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中国的抗日斗争，给日本军事力量以极大的杀伤和消耗，不仅使日本无力进攻苏联，也有力地遏制了日本的南进政策，减轻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对英、美等国的军事压力，在战略上和战役上都支援和配合了盟军的作战行动。毫无疑义，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总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蒋介石这个人物，在中国妇孺皆知，他的一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活动，常是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可是如何评价蒋介石，曾长期成为史学工作者不敢涉足的禁区。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国民党政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在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曾对人民群众起过重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40 多年过去了，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迫切需要全面认识蒋介石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把他放到近现代历史的大潮流中给以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以便分清他的是非功过，明确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蒋介石全传》绪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