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疫情作为一场公共危机，考验着公民的道德水准，挑战着社会的伦理与道德。回应疫情对社会伦理与道德的挑战，构建伦理与道德的新内容、新体系，是后疫情时代面临的新问题，需要我们作出回答。本期“学人坊”对话四位教育学者，共同探讨疫情下的道德教育。
记者：人们都说，抗疫是最好的教育课堂。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
黄向阳：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肆虐。有哪个人和家庭不提心吊胆提防它？有哪个国家和政府不全力以赴对抗它？又有哪家媒体和机构不全神贯注关注它？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新冠病毒不分国家地域，不分贫富贵贱，危及所有人的生命和健康，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对疫情的防控，寻求预防和医治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药物，乃是当下全球的共同关切。疫情启发着人们的公共利益意识，也引导着他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良性互动关系。
回溯疫情中的诸多事件，不仅可以作为公共利益的教材，还可以作为公平教育的素材。我国同等对待所有新冠肺炎患者，实行“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救治策略，这是一种公平。为充分利用宝贵而有限的医疗资源，区别对待确诊病例、疑似病例、病例密切接触者，分别予以收治、集中医学观察或居家隔离；为兼顾疫情防控和日常民生、经济恢复，区别对待高风险区、中风险区、低风险区，分别采取不同力度的防控措施。这也是一种公平。在防护物资和医疗资源分配上，优待疫情防控中的处境最不利者，优先保护那些身处险境救治病患的医护人员、易感人群，这又是一种公平。疫情防控的诸多事件可以引导人们全面理解公平。
在这场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殊死搏斗中人们强烈地意识到，只有公益和公平的原则并不足以使人类幸免于难，与之同等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是人类的公共理性。诉诸公共理性的教育，可以引导人们去观察、理解现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制度、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制度的形成和不断改善，还可以引导人们去观察和分析现代科学技术在疫情防治中的应用，等等。疫情让人们直观而强烈地意识到，战胜疫情的希望在于全球团结、群策群力。从人人戴口罩并恪守社交距离，到人人参与的群防群控；从社区联防联控，到区域联防联控，再到国际联防联控，其中有大量的公民联合行动的训练与指导。从多种角度分析，都能得到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抗疫是最好的教育课堂、社会课堂。
记者：疫情之下开展德育，有哪些变化，又有哪些是不变的？
檀传宝：其实，有没有疫情，原来该如何开展德育，现在还是得如何开展德育，也就是说，疫情之下的德育，有变与不变两个方面。如果只从“不变的德育”这个视角去看，学校德育到底要如何“抗疫”？我认为学校德育把该做的做好了，就是最好的“抗疫”。具体说来，可以分为“最大”的德育和“最小”的德育两个方面来看。
所谓“最大”的德育，指的是全部学校教育生活，都应该合乎道德、有德育的性质。教育学家赫尔巴特所说的“道德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也正是这个意思。教师或者教育工作者的伦理，不仅仅是不迟到、不早退之类的琐碎具体的“规范”，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日常教学是否合乎教育的伦理：我们是在鼓励孩子，还是在控制孩子？孩子的个性、创造性、学习兴趣等等是得到教师的尊重，还是为我们无视、漠视抑或扼杀？全体教育工作者都必须牢记的是：一个不能提升孩子当下学习生活质量的教师，不能说是一个好老师。一个不能尊重孩子主体性的教育，绝不可能是“道德的”教育！所谓“最小”的德育，实际上是狭义的德育概念，指的是我们学校教育生活里大家说的“德育工作”——德育课程、班会晨会等，我常常称之为“直接的德育”。所以我认为，许多教育问题其实是与疫情无关的，疫情只是凸显或者淡化了某些教育本该解决的问题而已。
记者：抗疫中暴露了哪些德育问题，需要深刻反思？
杜时忠：抗疫中，我们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看到了党和政府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感受到了医护人员、警察战士、基层干部和志愿者们的人性光辉。不过，疫情期间也有一些社会事件令人深思。
比如，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与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依然需要思考。依据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理论，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是对等的。一方面，公民构成国家，公民是国家的目的所在。国家既要保护公民的安全特别是生命安全，也要增加公民的福利。另一方面，公民有服从国家的义务，如依法纳税、保卫国家、遵守法律等。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国家不惜一切代价、竭尽所能地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挽救每一个公民的生命，这正是国家履行对公民的义务，是国家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
再比如，如何理性爱国的问题。依靠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们在全球率先控制住了疫情。而国外疫情不断蔓延，这种对比反差让一些人膨胀起来，更有甚者幸灾乐祸、煽动情绪。这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和思想倾向，反映了一些人的狭隘思维，提醒我们要理性爱国。
理性爱国的实质，在于厘清爱国的理由。其一，国家是个人最大的首属群体，在当今世界，是个人的第一辨识标志；其二，祖国、国家、社会构成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形成了我们的精神肌体，个人正是从祖国给予我们的精神滋养中形成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其三，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名誉、地位是国家赋予的，离开了这个制度和价值体系，个人就要重新“赋值”；其四，个人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等也主要是由国家提供的。因此，国家与个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利益联系，爱国是个人的一种理性选择。但爱国既不是唯一的、主要的道德原则，也不具备最高的道德价值。因为国家之上还有人类，爱人类比爱国家更为崇高更加宽广。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远意义。
记者：反思疫情中存在的社会问题，道德教育要从哪些方面加强？
檀传宝：一是要加强基本道德品质的教育。除了传统的道德教育思路——要教孩子善良、爱心、同情心等等之外，当代德育一定要加上人权教育的视角。让孩子们从心底认同无论贫富、种族、地域等等，大家都是生而平等的，这点非常重要。否则，优渥的生活条件就只会培养孩子高人一等、歧视他人的等级观念和特定阶层的优越感。
二是要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国家认同必须与对有关国家、世界的全部历史与事实建立切实的联系。让孩子认识到国家强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存在问题的一面，只会增加孩子们爱国主义的免疫力；辩证、全面看待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也一定会帮助年轻一代成为真正“大写的”大国公民。
三是要强化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培育。疫情期间，全社会都已见证了“全媒体时代”社会成员对于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迫切需求。如何提高所有社会成员的媒介素养，如何教育我们的学生正本清源，准确理解、把握批判性思维这一概念本身十分关键。诚如国际著名道德教育学者诺丁斯所言，批判性思维“通常被表述为一个中立、质疑、分析的过程”“批判性思维在公共领域运用的首要目的，在于思考并评价由争议性问题导致的争论。这需要对意义和理解做连续不断的探寻，其目的并不在于赢得辩论，而在于理解基于不同立场的各种说法，或许，还能进一步找到争论的核心以便开启合作”。时代发展呼唤媒介素养教育和批判性思维的培育，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
记者：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民品格教育？
冯建军：主体人格教育。拥有权利是现代公民最典型的特征。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在权力面前，我们需要时刻意识到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具有公民主体意识，包括人格尊严、自由意识、权利意识、义务意识和法治意识。
公共品格教育。公共性是公共生活对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公民的基本品格，包括公共意识、公共伦理、公共理性、公共责任和公共参与。第一，公共意识。公共意识是公民对公共利益和共同体的认同，是公共生活的前提。抗疫中暴露出了一些公民的自我中心、自私自利，使我们必须认识到加强公共意识教育的急迫性。第二，公共伦理。公共伦理有不同层次，底线层次是利己不损人，一般层次是互利互惠，高层次是关怀他人、温暖社会，我们需要守住底线、倡导高线。第三，公共理性。公民要做一个理性人，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说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话，说负责任的话，做负责任的事。在网络和自媒体中，做一个负责任的网络公民。第四，公共责任。公共责任表现出对他人利益的关怀，为了公共的善，必要时可以牺牲自我利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教育。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深深意识到，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疫情较量，人类唯一的出路在于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公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主要有：平等的人权和人道主义关怀。人权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公约，人道主义是人类共同的文明价值。公民必须摒弃种族歧视和国家、地域的污名化，尊重人权，给予人道主义关怀，这是每个世界公民面对全球灾难的正确态度。反对种族歧视、政治偏见的国际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多元共同体，必须以一种平等的、相互理解的、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合作。全球合作意识和责任意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面对仍在全球蔓延的疫情，世界各国需要携手抗疫，展现命运与共的担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教育。反思疫情，我们必须重新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确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敬畏自然，敬畏生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对自然承担责任和道德。当然，要形成与自然的生命共生状态，根本还在于消除人与自然对立的占有性个人主体性人格，确立整体和谐的思维；消除占有性心态，确立合作共享的心态；打破单一的技术理性，促使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从占有性个人主体走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类主体。
本报记者 杨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