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1月11日举行的中央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守正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以其指导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紧要历史关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以更深邃的历史眼光、更坚定的历史自信、更高度的历史主动，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战略高度，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方法论密码，赋予守正创新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等重要的理论地位。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守正创新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重要理论地位，对于我们深入研读和领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继续把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从实事求是到守正创新的历史逻辑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守正创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三者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逻辑演进的一般规律，充分证明了恩格斯“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的重要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开放性和时代性。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0年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总结我们党在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批评那些只会照搬“本本”和“教条”的错误做法“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全党范围内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并把实事求是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科学界定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内涵，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决议》再一次把实事求是视为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活的灵魂。
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实事求是的转化形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正式将“实事求是”写入党章，明确提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新时代以来，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就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会使得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需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而要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必须做到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时代的“变”与“不变”，以“守正”应“不变”，以创新应“万变”。正是应对这种宏大历史场景的时代变幻，使守正创新取得了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等重要的理论地位。
从实事求是到守正创新的理论逻辑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特别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科学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得到充分彰显。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实践—认识—实践”“个别—一般—个别”“群众—领导—群众”视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三个基本公式，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本土化，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时代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普遍与特殊的话语体系，特别是认识活动本质——“不仅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的新世界观，之所以能为中国人所接受、所认同、所理解、所运用、所创造，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则有了中国的叙事方式。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只有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只有实现时代化才能实现原创性发展，从而充满生机和活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或者只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没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就没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守正创新。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相对照，“守正”是在“实事”里“求是”过程之中的鉴别和选择，“创新”是解放陈旧“思想”过程中的创造和发展，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守正”是前提和基础，“创新”是动力和趋势。因此，守正创新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逻辑综合和超越。
守正创新，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表达；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前提条件，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成果；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也从实践层面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逻辑理路。
从实事求是到守正创新的实践逻辑
《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就充分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来源的多元性、全面性和丰富性。既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有马克思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坚持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更从新的实际出发，从而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集大成、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集大成、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集大成，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集大成。
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实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从而实现“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新时代，想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必须守正中创新。不守正，不创新，就不是实事求是、不是解放思想；守正不创新，就不是解放思想；不守正谈创新，不是实事求是。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守正创新不是替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而是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一次思想综合，是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方法论。
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顽强奋斗的基本方式是“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顽强奋斗的基本方式是“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人民顽强奋斗的基本方式是“解放思想、锐意进取”，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人民顽强奋斗的基本方式则是“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守正创新也因此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道，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田鹏颖(作者为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